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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初，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，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。

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，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，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。

下坡的尽头，是一棵古树，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——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，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。

客车沿坡冲下来，很早就开始踩刹车，发出吱呀的怪叫。

甚至刹车片被摩擦出黑烟，像一个打屁虫似的连滚带爬地滑下，很臭地弥漫在山路上。

但它仍旧准确地停靠在了小街头，最后停稳前一刻的晃动，把车上所有人都摇醒了。

我怀抱吉他最先下车，在路边放下吉他。

同行的乡民和街头的闲散老少，都好奇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乐器打量。

我从车后爬上车顶的货架，掀开网绳拎起行李跳下来，一脸迷惘地问路，然后迟疑地走向乡公所。

沿街的皮匠铺、理发店和端着碗吃饭的大人小孩，都古怪地看着我这个形貌时尚的外乡人。

那是1982年的秋天，大学毕业的我，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一个名叫公母寨的乡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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